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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列從彼得堡開往莫斯科的郵車里,年輕的中尉克里莫夫坐在吸煙乘客的車廂里。他對面坐著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,胡子刮光,論相貌很象商船的船長,多半是個家道殷實的芬蘭人或者瑞典人,一路上吸著煙斗,講話反反復復,老是那一套:“啊,您是軍官!我弟弟也是軍官,不過他是海軍軍官。
……他是海軍軍官,在喀瑯施塔得服役。您到莫斯科去做什么?”
“我到那兒去服役。”
“啊!您成家了嗎?”
“沒有,我跟我姑姑和妹妹住在一起。”
“我弟弟也是軍官,海軍軍官,不過他成了家,有妻子,還有三個孩子。啊!”
這個芬蘭人不知為什么那樣驚訝,而且一說“氨字就露出歡暢的和傻呵呵的笑容,不住吧唧他那臭烘烘的煙斗。克里莫夫身體不舒服,覺得回答他問的話費力,就滿心憎恨他。
他恨不得從那個人手里奪過咝咝響的煙斗來,扔到坐位底下去,把那個芬蘭人趕到別的車廂里去才好。
“這班芬蘭人和……希臘人,都討厭得很,”他想。“全是些根本多余的、誰也不需要的、討厭的人。他們不過是在地球上白占地方罷了。他們有什么用處呢?”
他一想到芬蘭人和希臘人,全身就生出一種類似惡心的感覺。為了對比,他有心想一想法國人和意大利人,可是他一回想這兩個民族,卻不知什么緣故,只想起背著手搖風琴的流浪樂師、裸體女人、掛在姑姑家里五斗櫥上面的外國石印畫。
總之,軍官覺得自己反常了。雖然他占據著整個長靠椅,可是不知怎的,他覺得長靠椅上容不下他的胳膊和腿。他嘴里又干又粘,腦袋里彌漫著沉重的霧,他的思想似乎不但在他腦子里漫游,而且鉆到腦殼外面,飄蕩到由昏暗的夜色籠罩著的坐位和乘客中間去了。他透過腦子里的霧,象透過夢境似的,聽見喃喃的說話聲、車輪的轆轆聲、車門的開關聲。
車站上的鐘聲、汽笛聲、乘務員的吆喝聲、乘客在月臺上的奔跑聲,比往常來得頻繁。時間不知不覺地很快飛過去,因此這列火車似乎每分鐘都在一個車站上停住,響亮的嗓音不住地在外面叫喊:“郵件裝好了嗎?”
“裝好了!”
燒爐工人似乎過于頻繁地跑進來看氣濕表,迎面開來的列車的響聲和車輪過橋的轟隆聲不停地響。這種嘈雜聲、汽笛聲、那個芬蘭人、煙草的迷霧,跟他腦子里那些兇惡而閃搖的模糊形象混在一起,象那樣的形象,論形式和性質是健康的人再也想不出來的。總之,這一切壓在克里莫夫心上,象是叫人受不了的惡夢。他十分苦惱,抬起沉重的頭,瞧著車燈,陰影和模糊的斑點正在燈光當中轉動不停。他想要點水喝,可是他那焦干的舌頭幾乎不能動彈,幾乎沒有力量回答芬蘭人的問話。他極力想躺得舒服點,想睡一覺,然而辦不到。芬蘭人倒睡著了好幾次,又醒來,點上煙斗,對他“氨的叫一聲就又睡著了,中尉的腿在長靠椅上仍舊放不舒服,兇惡的形象仍舊立在他的眼睛前面。
在斯皮羅沃站,他走到車站上去喝水。他看見有些人坐在桌子旁邊,急急忙忙吃東西。
“他們怎么會吃得下東西!”他暗想,極力不聞充滿烤肉氣味的空氣,也不看那些咀嚼的嘴巴,他覺得這兩樣東西都討厭,惹得他直惡心。
有一個漂亮的太太在跟一個戴著紅軍帽的軍人高聲談話。她微笑著,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,可是她的笑容也好,她的白牙也好,太太本人也好,都跟火腿和煎肉餅一樣在克里莫夫心里留下可憎的印象。他不明白戴紅軍帽的軍人坐在她身旁,隨著她健康的笑臉怎么會不覺得難受。
他喝過水,回到車上,芬蘭人正坐在那兒吸煙。他的煙斗咝咝地響,吱吱地叫,好比下雨天穿著一雙破了窟窿的雨鞋走路一樣。
“啊!”他驚奇地說。“這是什么站?”
“我不知道,”克里莫夫回答說,躺下來,閉上嘴,免得吸進辛辣的煙味去。
“我們什么時候到特維爾呢?”
“我不知道。對不起,我……我不能回答您的話。我有病,今天我感冒了。……”芬蘭人象起煙斗在窗框上敲一陣,開始講他那當海軍軍官的弟弟。克里莫夫不再聽他講話,滿心懷念他那張柔軟舒服的床,懷念那個裝滿涼水的水瓶,懷念他妹妹卡嘉,她是最善于為人鋪床,安慰人,把水端給人喝的。等到他腦子里閃過他的勤務兵巴威爾,想到那個勤務兵給主人脫掉又重又熱的長靴,把水送到他的小桌上來,他甚至忍不住微笑了。他覺得只要躺在他自己的床上,喝到水,他的夢魘就會讓位給酣暢健康的睡眠了。
“郵件裝好了嗎?”遠處響起一個低沉的說話聲。
“裝好了!”一個男低音差不多就在窗口那兒回答說。
這兒離斯皮羅沃已經有兩三站路了。
時間象在奔馳,飛得很快,車站上的鈴聲、汽笛聲、停車站似乎沒完沒了。克里莫夫灰心喪氣把臉藏到長靠椅的角落里,兩只手抱住頭,又開始想他的妹妹卡嘉和他的勤務兵巴威爾,可是他妹妹和勤務兵跟那些模糊的形象混在一起,旋轉起來,不見了。他那滾燙的呼吸噴在長靠椅靠背上,返回來,烘痛他的臉。他的腿放得不舒服,有一股風從車窗吹到他背上,然而不管這是多么難受,他卻再也不想變換姿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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